编者按

　　法以“保护作者的著作权益，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为立法宗旨。有效保护作者和传播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公民发挥才智，积极创作，使各种优秀作品涌流而出，是的社会功能。

　　著作权法规定作品、职务作品是为了使法人更好地发挥社会职责，充分发掘利用本单位员工所创作作品的社会价值，造福社会。其中，法人作品更多地体现了法人作为作者的社会责任，提醒法人在创作和传播作品时要谨慎从事，赋予其相对较重的社会责任。职务作品则兼顾了创作者和单位的权益，有利于调动单位和单位员工的创作积极性。按照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凡是能认定为职务作品的，应当充分有效地保障创作者的，切不可假借法人作品的名义侵害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打击创作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著作权法鼓励各种社会才智充分涌流，保障一切的合法权益，却惟独不鼓励单位与个人争名利。

　　由于立法技术以及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等原因，同一种行为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则的情况时而发生，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得出的结论也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的构成“三要件”：即第一，作品创作过程由单位主持；第二，作品代表单位意志；第三，作品产生的责任由单位承担。而在第16条又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

　　由于法律的规定比较宽泛，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就法人作品三要件做进一步的解释，实践中，职务作品一般都是由单位提出工作并在单位的组织、协调、领导下完成的。职务作品必然跟单位的业务有直接相关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单位意志的色彩。比如，职务作品在创作过程中，许多具体事项都要经单位协调、批准，作品创作过程中需要动用单位的物质、技术等资源，作品完成后还要经单位审核把关等等。这就使得职务作品与法人作品在区分上存在困难。

　　署名权纷争频起

　　近年来，因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认定不清引发有关署名权的诉讼屡见不鲜，各地司法实践中掌握标准也不尽一致，引起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2006年，发生在某地的李德余诉C区政府侵犯署名权案就突出反映了这个问题。

　　2006年6月，李德余诉C区政府侵犯署名权案经某市法院审理完毕，判决书称：“被告在1987年就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修志工作，《昌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是根据被告意志所建立，其成员也是由被告任命的。被告实际主持了《昌平县志》的编纂工作。无论是初稿、送审稿、终审稿还是出版审校修改稿，《昌平县志》封面上的署名均为C县、区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故《昌平县志》代表的是被告的意志，是由被告承担责任的法人作品。被告关于《昌平县志》为法人作品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其称《昌平县志》的著作权为区志编纂委员会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本院生效裁定对此已经认定区志编纂委员会并无法人资格。故《昌平县志》的著作权人应为被告C区政府。”据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该案中，原告主张争讼作品系职务作品，原告享有署名权；被告主张争讼作品系法人作品，著作权属于“C区区志编纂委员会”。法院判决认定该作品系法人作品，被告不享有署名权，却判定著作权人系C区人民政府。

　　法律适用面临难题

　　应当说，这一判决很有“创造性”，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

　　其一，在原被告双方均未就被告是否拥有著作权提出主张及质证意见，被告亦承认自己不是著作权人的情况下，法院如何认定著作权归被告？判决书称，“无论是初稿、送审稿、终审稿还是出版审校修改稿，《昌平县志》封面上的署名均为C县、区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另外，被告方C区政府不仅未主张其享有著作权，反而主张著作权属于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也就是说，法院是在有证据表明争讼作品著作权属于他人，且被告承认自己不是著作权人的情况下，仍将著作权判给了被告C区人民政府。

　　其二，在构成法人作品“三要件”尚不完整的情况下，法院如何认定著作权归被告？

　　依据我国著作权法，构成法人作品有“三要件”，而在李案判决书中，法院只是列举了一系列证据，意在表明修志工作实际由被告主持；但是，作品创作过程由被告主持，并不当然表明该作品代表被告的意志创作，也不意味着由被告承担责任。从法律上讲，作品是否代表法人意志创作，是否由法人承担责任都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构成法人作品的三个要件就不完整。而李案中，法院却在构成要件不完整的情况下，仍将著作权判给了被告。

　　其三，《昌平县志》的著作权到底属于谁？上述判决虽宣告了被告C区政府的胜利，但同时也给C区政府出了个难题。那就是，即将出版的《昌平县志》的著作权到底属于谁？依据国务院2006年5月30日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15条规定，地方志为职务作品，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享有，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国务院的这一规定，符合我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实际和地方志作品自身的属性。在国务院法规出台之前，许多地方都出台了规范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文件。实践中，各地一般都把地方志作为职务作品对待，由地方人民政府充当法人作者的情况极为罕见。

　　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如果《昌平县志》要出版，则其“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而按照法院的判决，《昌平县志》系C区人民政府的法人作品，包括署名权在内的著作权归C区人民政府。究竟是遵守国务院的规定，还是遵守法院的判决，C区人民政府在出版《昌平县志》的问题上，面临两难选择。

　　依据著作权法恰当判断

　　“保护作者的著作权益，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是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也是著作权法的基本价值和存在理由。人们审视著作权法的优劣，最主要标准是看它是否能起到“保护和鼓励创作”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面临法律适用的选择时，我们做出的任何取舍，都必须以“保护和鼓励创作”为价值取向。署名权纷争看似复杂，其实，只要遵循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按照著作权法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