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哪位财长会像智利的安德烈斯·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那样，在4年的任期内经历从“令人恶心”到“民族英雄”的巨变。

　　2006年，当这位46岁的财政部长走马上任时，铜价在一年内暴涨50%达到了史上最高水平，这让拥有全球1/3铜储量的智利政府收入剧增。随即，要求花掉这些“意外之财”的呼声排山倒海而来，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其下台的政治压力也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但贝拉斯科不为所动。他将意外收入转为储备（占到GDP的30%），并设立投资铜市。谁也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不久后降临，铜价在三个月内暴跌52%，贝拉斯科随即宣布了40亿的减税和补贴方案，他的支持率从31%骤升至57%，成为最受欢迎的部长。

　　这个波澜起伏的故事背后的实质则是，智利成功做到了生产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真正的逆周期财政政策。

　　当我们在INET（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的年会上见到这位卸任不久的传奇财长时，他正聚精会神地在听一节深奥难懂的关于复杂经济学（Complexity Economics，是危机后经济金融领域的最新前沿，运用了复杂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其核心在于推翻“均衡”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定律）的讨论。说起那段风云往事，这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金融学教授神情淡定，似乎讲的是别人的故事。谈到财政规则和欧洲危机，他依旧语调温和，但观点鲜明，分析掷地有声。

　　靠财政规则实现“逆周期”

　　第一日报：你在2006~2009年这样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中是如何做到未雨绸缪和逆周期政策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财政考虑？

　　贝拉斯科：智利对待财政的态度就好像任何一个家庭对待财务的态度一样。也就是说，当你获得额外的收入而且知道明年或五年内不会再获得这样的收入，那就会拿出一部分储蓄起来，然后在糟糕的时候拿出来用。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者需要平衡消费（smooth consumption），政府也要平衡消费和收入。这样的规则已经延续了十多年，而且颇具成效。它帮助政府削减了公共债务，稳定了公共支出，尤其是通常波动较大的公共投资，从而稳定了整体经济。因此总体而言，这样的原则取得了很好成果。

　　日报：事后说起来似乎并不难，但当时你曾一度为此承受巨大压力。

　　贝拉斯科：当然，社会和政治改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报：这种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更多是由于智利的财政制度，还是你个人的政策态度？

　　贝拉斯科：首先，这种政策方式是不断演化而来的，并不是一届政府或一位财政部长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建立的。智利在1990年回到民主制度，上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非常节俭，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早在建立逆周期的规则之前，智利历来有着稳健的财政政策。第二，我们的前一届政府已经开始应用这项规则，这也很重要，因为整个政治体系已经开始理解逆周期背后的逻辑。

　　我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当我们这届政府开始执政后，很快铜价就开始攀升。这意味着我们面临一项政治挑战，即如何这项收入并进行储蓄。智利政府在2006~2008年拥有的财政盈余约占GDP的6%~8%。这在全世界都会引起争议，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有那么高的财政盈余。这是一项政治挑战，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但6年前的争议，如今几乎已成普遍看法。因为当危机来临，民众就会意识到储蓄有多重要，储蓄能够用于偿还债务，也可以用来积累储备。

　　日报：你认为你的继任者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内将这项财政原则保持下去？

　　贝拉斯科：从广义上来说，是的。因为这项原则的应用不单单取决于执行的人，更重要的是制度。

　　日报：智利是否拥有一套完备的这方面的制度？

　　贝拉斯科：是的。我们在2006年11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这项原则拥有广泛共识。这一届政府也已经邀请了多位专家来对这项规则提出改善建议，其中一些建议是很好的。目前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例如，目前有一项建议是建立一个财政委员会（fiscal council），由独立专家对这项规则的应用进行监督。

　　日报：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话，哪一项更需要“逆周期”？

　　贝拉斯科：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替代品，因此都很重要。该用哪一项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智利和欧洲的区别在于，智利有空间来使用逆周期财政政策。使用这项规则的前提是必须削减债务，强化可信度。因此智利可以做到，但拥有太多债务的欧洲国家就做不到。所以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欧洲，货币政策不得不发挥更大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身更加重要，而只是因为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太小。

　　日报：你对中国的财政政策有何建议？

　　贝拉斯科：中国一直很积极地使用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原因之一恰恰就是中国拥有这样的财政空间，债务较低，没有欧洲国家那样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中国在财政透明度方面却还远远落后，而且在财政规则方面也是。智利、瑞典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好的财政政策的案例，并不是因为我们债务低、财政盈余高，而是因为我们拥有财政规则。各种机构和市场都知道，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财政制度会以怎样的方式予以应对。这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决定，也不是最后一分钟的临时决定，而是由民众所能理解的一套标准来指导的。这有利于市场稳定，有利于政治稳定，也有利于政治合法性。

　　“工程”背后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

　　日报：对于危机中的欧元区，你有何建议？

　　贝拉斯科：欧元区正深陷危机。欧元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始终都否认自己正深陷危机。每次我访问欧洲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欧洲领导人还在否认，假装采取一些小打小闹的措施就能解决问题。但他们这样是不会解决问题的。

　　就拿欧洲采取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为例，因为利差下降，评论人士和领导人们就开始说“危机已经结束了”。但这种快乐情绪只持续了两周，我们又进入了全新的危机状态——西班牙国债收益率创下新高，市场融资遭冷遇。欧洲需要采取的措施应该比欧洲领导人愿意做的更深刻，也更结构性。

　　日报：这次危机是否会导致欧元终结，或者一些国家退出欧元区？

　　贝拉斯科：10年后，欧元还会存在。但问题是，它会是一种由低速增长地区发行的不稳定货币，还是一种由快速增长地区发行的强劲货币。目前的状态是，即使欧元存活下来，欧洲将在很长时间内有麻烦，欧洲经济也将在很长时间内低速增长。

　　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欧元在诞生之初就是不成熟的，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贝拉斯科：欧元诞生的时候并非“不成熟”，但此后那么多国家迅速加入欧元区，却是不成熟的。我要进一步说的是，“欧元工程”背后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很多欧洲国家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加入欧元区来解决国内问题。意大利恐怕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意大利需要进行养老金改革，需要对市场进行去监管化，也需要将劳动力市场现代化，由于政治家们无法就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达成一致，他们就决定加入欧元区，希望欧元区政策能够制约国内政治，从而实施这些改革措施。十年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些改革都没有发生，因为“紧身衣”并不真的那么紧。加入欧元区意味着意大利利率下降，无风险利率下降，这不仅没有帮助意大利改善政策，反而让意大利有更多钱来为赤字融资。因此，整个欧元工程背后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

　　日报：那么单一货币联盟纯粹只是一种幻想？

　　贝拉斯科：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单一货币，美国五十个州就拥有单一货币。单一货币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所在国家是否拥有适合单一货币的特征，以及相应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是否到位。欧洲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采用了单一货币，而是在引入单一货币后并没有采取任何维持货币稳定的措施。如今已经很明显的是，拥有一个货币联盟的同时却拥有17种不同的财政政策，这是行不通的。

　　日报：你认为欧元（Eurobond）能最终解决问题吗？

　　贝拉斯科：欧洲是否需要财政一体化？是的。解决长期问题是否需要这么做？是的。但并不是任何风险分担协议都是好的。欧洲需要的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需要再分享（resharing），即由欧元区发行一部分债券而不仅仅是各国自己发行，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债券必须要基于严格得多的财政规则和激励机制来避免“搭便车”的现象。因此，如果要发行欧元债券就必须与财政纪律相结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本意就是要加以约束，但实际却没有做到，这只是过于简单和机械化的条例，欧元区需要更复杂的规则。南美洲的智利以及欧元区以外的欧洲国家如瑞典的经验可能会有用，因为要让财政规则可信，就必须让它足够灵活也足够复杂。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样过于简化的规则诞生时就注定了死亡。

　　日报：对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你想传递怎样的信息？

　　贝拉斯科：中国的分析人士和中国公民都很清楚，经济再平衡符合中国自身利益。这意味着在很多方面都要进行再平衡，不仅仅是。本质上来说，经济增长要更多来自于国内消费，而非依赖出口，也意味着投资但不是过度投资，这些调整需要的实际汇率在未来某个时刻升值。

　　智利、瑞典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好的财政政策的案例，并不是因为我们债务低、财政盈余高，而是因为我们拥有财政规则。各种机构和市场都知道，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财政制度会以怎样的方式予以应对。这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决定，也不是最后一分钟的临时决定，而是由民众所能理解的一套标准来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