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资利用制度、市场、政策优惠等来获得利润的因素将逐渐消失。
在1998年以前，企业利用有很多利益，比如改变体制、机制、收入分配，增加价格等企业自主权，可以获得资金尤其是资金信誉，可以利用仍然存在的传统体制和公有制度的行政消费、购买、投资等来获得利润和利益。特别是可以利用优惠政策的差别来谋取巨额利润。企业还可以利用外资的技术、品牌、新产品等获得市场，整个中国经济的企业规模和市场规模也没有达到规模效益和规模生产，国内需求空间处于高度扩张时期。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给新进入者以很大的市场空间，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和重复引进通过合资企业的优势和优惠仍然能够获得新生，一些中小资本的合资企业和很多民营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新生和崛起与这些因素关系很大。但是，这些因素在今后的5年将逐渐消失，有些目前已经不存在。
2、制造业的外资可能出现萎缩。
最近几年来的情况已经非常分明，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市场分割以及技术更新换代，利用制度差异、市场空间来进行创新和新进入的机会不多，除非是新行业。新的外资进入很难获得市场份额和利润，民营企业要再崛起也不那么容易（新产业、资产组合例外）。而中国企业自身的技术成熟和发展，使得那些中间技术和一般技术在中国随意扩张并创造市场需求空间的时代已经结束。市场、技术快速变化以及消费者对价格的低廉要求等特征，使得投资中国市场的利润空间大大缩小，而竞争加剧，这就使得中小资本无法再进行企业数量扩张的投资，而只有跨国公司具有能力进行规模竞争，但他们的投资的规模有限。中国目前已经成长起来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大部分，由于白热化的竞争在未来1年左右将基本定局，外资几乎不可能再继续大规模投资，因为没有利润，也没有市场，因此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萎缩。另外，实业产业的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资本市场包括国外资本市场对自己的发展机会，他们也在改变利用外资的方式，自己到香港、美国上市或在国际上筹集资金。
3、外资以知识产权形式的投资有限，而内资趋向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就中国市场的需求来说，纯粹的外资资金投资已经没有多少需求，主要在于技术投资和知识产权投资，这个投资规模非常有限，技术投资和知识产权的真正意义是获得利润而不是增加投资规模，而且，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贡献，相反，它对企业利润和积累能力、长期发展影响很大。在与外资的合作中，中国企业究竟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如何去合作，在合作中获得利润和长期的生存与发展机会而不是依附，可能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磨合和认识过程。因此制造业中外资下降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从资本流动的方式来说，中国开放扩大的一个结果表现可能是企业商业贷款和融资增加。是否进入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很多时候企业并不要求直接投资和设备投资乃至作为技术的进口。因此，直接投资和企业融资比较，处于相对下降阶段。在加入WTO的过度期内，直接融资却会很快发展起来，外资直接投资因此可能下降。
4、四两拨千斤的效应表明，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容纳量有限。
1992－1998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最高年份是450亿美元左右，而且是在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技术落后、不成熟、市场空间不断扩大过程出现的。7年时间，合计利用外资1970亿美元不到，年均280亿美元左右。如此规模就足以让中国市场产生激烈的竞争和生产供给过剩和技术快速变化，使得中国市场在此后的两年（1999－2000年）进行剧烈的价格竞争和市场争夺，乃至失去利润。这说明，中国市场能够容纳的外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原因在哪里呢？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本身就是高储蓄、高投资国家。因此资金并不匮乏。1994年起，银行存款开始大于贷款，以后规模逐年扩大，改变了短缺经济理论所认为的资金短缺状态，也改写了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的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的理论。正因为资金并不短缺，能够吸纳的外资规模必然有限。而缺乏的是先进设备、技术、人才、管理和市场开拓经验、知识产权等，因此，外资主要是以这些形式进入中国市场的，兼顾部分资金。这些外资进入后，在中国自身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乃至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合资的情况下，实际上产生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个效应持续一段时间，就导致中国市场出现突变。分析1992－1998年的外资和中国市场、投资发展，当外资规模年均达到370亿美元以上，持续2－3年，就会在此后的2－3年左右产生激烈的竞争。因此，中国市场的外资规模年均可能以不超过400亿美元为界限。加入WTO以后的5年过渡期，同样存在这样的可能。按照年均400亿美元，合计是2000亿美元，5年内容纳如此高的规模，会使更激烈的竞争提前到来。
5、服务业是外资进入重点，但规模也有限，企业将备战。
就对外资开放的服务业领域来说，能够直接进入的外资投资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外资如果大量进入中国的服务业，5年左右，这些行业的发展就会出现巨大变化，市场也会出现激烈的竞争，利润也会很快下降。外资因此也必然会萎缩。而就这些产业能够容纳的外资规模（容纳的外资规模是以竞争程度和利润以及市场份额来判断）来说，不会超过产业规模。中国的服务业，在产业投资已经基本趋向成熟以后，也成为产业资本投资的对象，而不仅是服务业自身投资的对象。以中国目前的投资规模和企业投资水平来说，几乎没有中小资本进行大规模、遍地投资的机会和可能，而可能主要以跨国公司和大企业投资为主，规模比较大，地区也比较集中，主要在开放城市。综合这些因素，我们认为服务业的总投资规模年均不会超过250－300亿美元，甚至更低。另外，就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保险、投资基金、分销等，如果大规模集中进入，白热化的服务业竞争就会提前到来，可能会产生意外的风险。这些行业与产业不同，对国民经济总体的影响很大，对社会安定影响很大，如果也像制造业那样出现残酷的价格战，国家经济、金融就可能陷入危机或被外部袭击、利用。因此，不应该让这些行业出现类似产业的白热化竞争，要控制和引导竞争，保障民众利益和国家金融安全。当然，由于服务业进入门槛条件比较高，而且，主要是发达国家资本进入，这些资本的行为也比较谨慎，投资具有长期化战略化的行为，估计不会出现类似产业投资中的竞争状况。这些资本更看中中国的法律环境、政策透明度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等，在这些方面，我们还不能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大规模进入。但是，主要服务业企业要准备集中人才、资金、技术、投资在主要开放城市进行业务范围、服务质量、水平、速度的竞争，大企业与一般企业应该有一个分工与合作或市场选择重点和市场细分化战略。这主要是因为服务业进入的门槛条件就确定了竞争是精英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已有市场的争夺。当然，需要指出，非直接投资形式的外资随着政策放宽和调整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可能会增加比较快，诸如兼并、收购、股权互换或控制的投资仅仅是对市场的控制，对资产的控制，有些可能就是更换经营思路，实际增加的投资规模有限，这些形式的外资进入不会出现价格竞争。当然，年度平均规模不是年度情况，其中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也可能在前三年规模大，也可能是后三年比较大，这要看中国加入WTO以后的国际环境发展和外资对中国市场发展、变化的评价。